青年编辑的政治素养包括对国家大政方针、政治局势、经济形势的认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以及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作为一个编辑对待世界、人物、事件的态度，落实到书稿里，所以说政治素养是最重要的，是综合素养里的核心。

一个编辑如果分不清政治是非，就有可能出大问题。作为编辑，政治素养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并不是喊空洞的口号、搞苍白的表态、做无用的虚功就是政治素养高，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政治意识落实在选题和书稿里。没有脱离事业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事业。一本书如果在文字上出了一些问题，尚可补救，而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是巨大的，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因此我们说编辑无小事，事事连政治。时刻绷紧政治之弦，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就不会背离宗旨、走偏走邪，人生就不会迷失方向。

正因为政治素养如此重要，所以我把我与书同关于政治素养的对话记录下来，希望能给更多青年编辑一点启发。

记者：现在都要对出版社进行社会效益考核，您怎么看？

黄书元：社会效益是图书出版发行后产生的价值和影响。如果我们出的书产生了不良影响或价值不大，我们为什么劳力费神去出它？从出版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出台的所有制度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书。社会效益考核就是对我们出的好书给予奖励、坏书给予惩罚。希望我们把书做得更好、产生的社会效益更佳，这不正常吗？

出版社在讨论选题时，就应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不能等人家来考核时才想到社会效益问题。

记者：我们已经转制为企业，已经上市了，应该重点考核的是经济效益吧？

黄书元：转企上市是为了把出版事业做得更强更大。但我们出版业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是经济细胞，更是政治细胞，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支撑点，就其作用而言，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如果仅仅考虑经济效益，我们出版行业再赚钱也比不上“三桶油”或房地产业，而国家以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我们转企上市，就是希望我们以高水平推进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因为出版本身所承载的内容太重要了，出版是影响力经济，它不是图书销售产生的经济影响力，而是图书内容通过读者阅读创造出来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要考核我们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考核经济效益。这些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出版业转企改制，就片面地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为重视经济就可以忽视政治，造成政治上的偏移、模糊、糊涂甚至动摇，这是要特别警惕的。我们出版工作者只有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才不会有抱怨，不会感觉到吃亏。

记者：我们是专业出版社，是不是多做一些主题出版类图书才算社会效益好。

黄书元：从近几年有关管理部门发布的主题出版书目看，教育、科技、古籍、农业等专业出版社都有书目上榜，所以说专业出版社也能做好主题出版。

我国所有的出版社从一出生就被定性为专业出版社，这当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今天管理部门也不再特别强调要按专业方向出书了，全国很多出版社早已打破了专业分工，但由于我们从一创立就按专业分工，所以专业设置、人才积累、作者队伍和图书发行方向等往往都与专业有关，也成了我们各自的强项。因此不必一说考核社会效益就都去抓主题出版，本专业也可以出主题出版类精品图书，也可以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记者：您认为做出版，对青年编辑而言，什么最重要？

黄书元：综合素养。对青年人而言，打下一个深广的知识基础最重要。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知识架构，在这个知识体系里，有一门自己的专业，要拔尖，再加上围绕这个专业的一些外围知识，形成一个金字塔。

决定一个编辑能达到的高度当然是综合素养，这就像金字塔的底部，而在综合素养里，政治素养则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是塔尖，代表编辑的思想高度。衡量编辑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他懂不懂政治，只有懂政治才担当得起重大责任。编辑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编辑有可能会出问题？

黄书元：有三类人容易出问题：一是意识有问题，对现实不满的人。这种人很少，但也不排除编辑队伍里会有这种人，如果发现，就直接清理出编辑队伍。二是糊涂，分不清是非，缺乏政治敏感的人。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想、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众说纷纭、泥沙俱下，“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些往往都反映在我们收到的书稿里。特别是看到一部有可能赚钱的书稿，更有可能让这类人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一叶障目，为利所害。三是无知的人。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所以对书稿的问题熟视无睹，见到问题也不知道是问题，或者对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编辑面对当下的复杂环境和五花八门的书稿，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非常关键的。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定力不可能凭空而来，这就要看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无数事实证明，对编辑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

记者：编辑的政治素养体现在哪里？能不能举例说说？

黄书元：一般来说，编辑不外乎策划选题、加工书稿这两大中心工作。我一直认为策划选题是艺术，而论证选题是技术。从出版社选题把关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把好选题论证这一关。在当今，选题论证只要你做足了功夫，搞清一个选题有没有问题并不难。以前有可能因不了解作者情况而出问题，现在要了解一个作者的情况并不难，比如一个作者总是骂骂咧咧、怨天尤地，他的书稿多半会出问题，只要看作者的微博、微信朋友圈转发的是哪类文章和信息，或是上网查查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多半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对这样的作者提供的书稿就要小心、特别注意。因此，在选题论证时，责任编辑最好提供作者这些相关情况，以确保对选题的充分讨论而不出问题。

政治素养还体现在对书稿加工过程的把关。有些书出了问题，看上去三审都有签名，但实际上是每一审都没有把好关，最关键的是责任编辑没有把好关。因为责任编辑应该一字字、一行行地认真审读，但有可能责任编辑没有认真看书稿。当然最可怕的是认认真真地看了书稿，却没有看出书稿中的问题。我曾经约过一位著名作者的一部书稿，拿回来一看，有政治问题，而且删除不尽，只好十万分歉意地退回给了作者，作者表示理解，但一转身他给了另一家出版社，结果那家出版社将其出版后被停业整顿。我估计后面那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看作者名头太大，以为不会出问题，结果就出了大问题。政治往往就体现在细节里。

记者：说了这么多，那么青年编辑该如何提高政治素养？

黄书元：理想的要求就是编辑要成为杂家，就像我前面说的，最好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构建一个自己的知识架构、知识体系。

陆游曾说，“气不素养，临事惶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在平时就要养成好的习惯、好的素养，避免一遇到事情就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对编辑而言，只有提高了政治素养，对一些政治观点和思潮一目了然，才可能在遇到问题时，云淡风轻，轻松处理。

这就要求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编辑这项工作是学无止境的，因为你接到的书稿都是专家学者研究的成果，要搞清楚里面有没有问题，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在审读书稿时才能作出判断，否则就可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书稿涉及面非常广，有很多问题，你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绝对发现不了。比如，我们有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稿，责任编辑认为很有学术含量，但是审读人员发现这本书稿框架和观点都是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观点，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分析我们的经济当然会觉得一无是处，得出了很多荒谬的结论。这就是个立场、观点问题，责任编辑看不出问题就是学术修养和政治素养还未达到那个水准。

因此编辑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涉猎面，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用发展、联系、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政治的坚定源于理论的清醒，理论的清醒源于学习的深入，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坚定。当然学习不仅仅是学政治类图书，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同样有提高思想觉悟、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鉴古知今，很多事古代早就发生过，我们的祖先早就有智慧地处理好了，有丰富的经验，或者记下了当时没处理好的教训，拿来用就可以了。

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练就一双政治慧眼，逐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就很难有政治上的敏锐性和鉴别力，就难以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难以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就有可能迷失政治方向，在政治问题和原则是非面前缺乏辨别力，以至模糊、动摇，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记者：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出版社，学了20多年，您刚才说到理论联系实践，但一到实践我就感到与所学的联系不上，怎么办？

黄书元：我们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但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能显示知识的力量。从学校毕业后，只有经过实践的历练，才能使所学的知识逐步为我所用，这就叫实践出真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古人强调要知行合一，实践会增长经验和智慧。善于用理论分析问题，用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才能最终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在工作上。

比如说，平时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就要留心，我们党和国家对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提法包括它的演变过程，而在审读书稿时就要依据最新出台的提法来改稿。有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在党的十八大期间写的，但到了党的十九大以后才把书稿送到出版社，很多提法都已经改变了，那么我们就要去查新的文件看是怎么提的，不然就有可能出问题。对一些新的政治名词我们要基本掌握，如“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个全面”，还有“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这些政治名词很多，你必须大体明白它的含义，至少要知道去哪里能查到这些名词。又比如“四个自信”现在提得很多，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提出来的是“三个自信”，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首次明确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如果书稿里写到在十八大以前就说“四个自信”，你没改过来，那就是差错。这种细微差别，就体现在我们日积月累的功夫里。

我们要求编辑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类书稿，涉及人物、时间、地点、事件、重要引言等都必须核对原文，找到原始出处。二手资料、网上资料一律不用，因为不一定靠得住，有可能出差错。

记者：但我还是有点本领恐慌，怕做不好。

黄书元：不用恐慌。在实践中多学习，一是跟在老编辑后面，拜他们为师，遇事多请教。对遇到的疑难问题，一定要多问多请教，学问学问，一边学一边问，才能增长学问。二是青年编辑之间、同事之间也可以多交流、探讨，深入讨论，相互促进，加深理解和记忆。三是还可以向作者请教、与作者共同探讨，因为他们都可能是某方面的专家，经验丰富，可以轻松处理对你而言的疑难问题或者棘手问题。

总而言之，编辑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只要我们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做到敬业守责、尽心尽力、坚持底线思维，就不会出大问题。我经常说，出版做老了，胆子做小了。因为我知道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出大问题，所以一直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做出版。古人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是有道理的。无论做什么书都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在细节之间显水平，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过：“花朵的事业是美丽的，果实的事业是珍贵的，但我愿做一片绿叶，绿叶的事业是默默地垂着绿荫的。”编辑是出版社的核心，但只是呵护精神产品的“绿叶”。作者要“开花结果”，离不开编辑出版人员这些“绿叶”的辛勤努力。

希望每个编辑都能在学习实践中逐步进入“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自由王国。

对谈嘉宾

黄书元 安徽舒城人，1956年10月出生。黄书元从事出版工作近40年，历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安徽省出版总社副社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黄书元是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委员。由于在出版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荣获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入选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出版工作者”，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年、2012年两次被中组部、人力资源部、国家公务员局记“三等功”；2011年被评为全国出版系统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2014年11月荣获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2015年当选为中国十大出版人物；2017年荣获中国版权卓越成就者奖；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